褫怎么读(褫的同音字)

文：王昊

当今圣上题了一方匾额送给朝中的一位翰林侍讲。

圣上擅长书法，而这位侍讲是探花出身。

这看起来又是一个慈君和才臣亲密互动的故事啊。这样的故事往往被传为佳话，看多了，却也稍感乏味。

可是，如果这位圣上是雍正皇帝，如果这位探花是钱名世，如果这方匾是因年羹尧而起，故事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01

一方“出奇料理”的匾额

这方匾题的是“名教罪人”。

什么是“名教”？

冯友兰在《名教之分析》中写道：“所谓名教，大概是指社会里的道德制度，与所谓礼教的意义差不多。”

“名教”的“名”，一般可解作“正名定分”，这个名分就是指“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等级秩序。“名教”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李敖在《中国的名教》中说：“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涵盖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

那么，放在今天的语境，“名教罪人”就大致可以转译成“社会罪人 道德败类”。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设身处地地想象，谁家大门口被挂了这样一方匾额，那是怎样一番情景？

此匾因何而来呢?

大致可说，它是因年羹尧而起，表面看是年案的延续，却另有一番演变。

这时候，是雍正四年（1726年）。此时，雍正和年羹尧这一对君臣，已经结束了他们合作的蜜月期，年羹尧已被赐死。在查抄年府时，有人发现了钱名世写给年羹尧的八首诗歌，就将之举报给雍正。

这些诗中有这么两句，“鼎钟铭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大约是怕年羹尧读不太懂，钱名世还在诗后特别加了注释：“公（指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指康熙）平藏碑之后。”大概意思是说：应该在钟鼎上铭刻年羹尧守护大清山河的誓言，并在康熙皇帝平藏碑之后，再立上第二块碑，以志年帅的伟业。

这差不多已将年羹尧与先帝康熙比肩了，雍正震怒。

群臣等待着，他们大多数人可能会想：“钱名世这回可要被发怒的龙爪撕碎了吧？”

可是，出乎他们的预想，雍正来了一次“出奇料理”。

“料理”这个词现在一提起来大概就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到“日本料理”吧，但它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词汇，就是处理的意思，在日语里是菜饭。

在处理“曾静投书案”时，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遇到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所以，“出奇料理”这四个字，就成了辨识度很高的差不多单属雍正皇帝的一个标志性词汇了。

雍正对钱名世不杀、不关，他下旨：“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

他进一步要求，钱名世家乡的地方官——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去钱名世的家中查看，如果不挂匾，要及时向上级反映，奏明治罪。

那么，受匾之人钱名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2

一朵凋残不堪的探花

探花，这个称呼据传始自唐代，新科进士们到曲江盛会，约定年最少者为探花郎，大概是由他来代表这些大哥们采花助兴吧，少年才子，春风得意，真乃人生赢家！后来，探花逐渐演变成为进士第三名的专称或美称了。

常州府武进县，既是江南鱼米乡，又是科举鼎盛地。小小县域，共出了1546个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1名。

来自江南的探花郎，令人自然联想到风流倜傥、青云直上这些美妙的字眼。只是到了钱名世这里，却都走了样。

钱名世在《清史稿》中有个小传：“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官至侍读，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

这个小传让我们知道，钱名世被两个著名“学者型”高官王士祯、王鸿绪和一个著名的民间大儒万斯同所赏识和借重，可见钱名世的文章、诗歌写的确实好，学问也很了得。

但是，才子钱探花，其志却并不在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而在追逐位高权重的仕宦功名。

怎奈，他的官运不济，在康熙朝就因犯了错误，受到处分，被边缘化。

这件事在康熙的资料中好像并无记载，而在雍正的一道谕旨中，是这样说的：“钱名世向来颇有文名，我圣祖仁皇帝拔为一甲进士，置之词馆，兼直内廷。伊不能仰报厚恩，自罹罢斥。复蒙圣祖仁皇帝格外矜全，令其修书赎罪，又复其原官，给予俸禄，特不许在翰林衙门供职。盖圣明洞鉴，知其品行卑污，不堪复玷侍从之班也。”

这里没确指钱名世犯了何错，只说他“品行卑污”，对他受到的处罚却说的明白：先被撤职，后又让他修书赎罪，恢复了工资待遇，但不许他再在翰林衙门供职，相当于：撤职、保留待遇，做一些闲散工作。所以，他后来被举报时的准确的头衔是“食侍讲俸之钱名世”。

受挫的钱名世，盼走了康熙，等来了雍正。

新皇登极，“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似乎看到翻身的新希望。

他欠起身，举目四顾，目光自然而然的落在年羹尧身上。

当时，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是这样的：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上了一道奏折，雍正在上面朱批，写道：“……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钱名世给年羹尧敬赠了八首诗。

之后，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却变成这样的：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在一道朱批中写道：“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zhì）之类人也。”

正好，钱名世写给年羹尧的八首诗就到了雍正手里。

资料显示，钱名世和年羹尧同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举人，也许这乡试同科之谊会成为钱名世向年羹尧拉关系套近乎的由头，但并没有资料证明钱和年有多近的关系，可以说，钱名世并非“年党”。

大概是钱名世在同僚中一直人缘很赖、口碑很次吧，再加上“鼎钟铭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两句怎么看都太过了的捧诗，雍正才会将钱名世这个无足轻重的边缘小人物，提溜出来，大做文章。

不杀、不关钱名世，却选择送匾羞辱，雍正在谕旨中解释道：“大学士、九卿等佥以其罪恶昭著，合加重惩，以彰国法。朕念治世之大闲，莫重于名教，其人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刑，褫（chǐ） 职递归，且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其门，以昭鉴戒。”雍正大意是说，钱名世玷辱名教，所犯罪刑之大，处死他也是他罪有应得，而让他活，更能让他感到耻辱，是让他面对‘名教罪人’这方匾能更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钱名世一案，被后世有些学者归入清朝“文字狱”系列之中。时代更迭，很多“文字狱”中人物，被重新评价，但是，钱名世却从未被“平反昭雪”。也许，无底线地阿谀权贵，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吧。

被送匾之后的钱名世，活得咋样？活了多久？不得而知，连蛛丝马迹都几乎钩沉不到，他彷佛消失了。

那方“名教罪人”匾，挂了多久？去向如何？也无从知晓。我现在所见到的，只是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名教罪人”谈》一书中，有一个白地儿黑字的“名教罪人”夹页，下面注释：雍正书写的“名教罪人”。常见雍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多是行、草体，这“名教罪人”却是方方正正的楷书。

历史的书籍翻翻合合，时光流变，好多事情有了新的说法，只是，这朵夹在页角的久已风干的探花，无论何时瞥见它，都是凋残不堪的。

如果送完匾，雍正就此收手，那么这就是个小范围的两个人的单挑儿，可是，送匾之后的雍正，战兴正浓，他继续着他的“出奇料理”……

03

一部特别“御制”的诗集

雍正题完“名教罪人”匾后，又弄出一部奇特的诗集，名字叫做《御制钱名世》。

这是一部怎样的诗集？

雍正下令，在京城的由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必须围绕“名教罪人”钱名世这个主题，每人写一首诗歌，“以刺其恶”。写完后，雍正逐篇审阅，最后，圈定了三百八十五人的诗歌汇集成册，书前附上雍正的一道谕旨和群臣的一篇“表态书”，交给了钱名世，由钱名世出钱刊刻，成书后，向国子监、府学、县学等处颁发。

这些诗歌都写了什么？

诗歌的主题无疑是从各个角度对钱名世展开批判。稍有分别的是，对雍正处置钱名世的手法，群臣们有人认为“严于斧钺”，有人认为是“开恩”。

大学士张廷玉的诗中有两句：“士林耻与衣冠共，宸翰严于斧钺诛”，宸翰是指皇帝写的字，他就认为“名教罪人”这方匾比斧钺更凶。翰林院庶吉士周廷燮也同样认为：“四字诛心严斧钺，一生失足玷衣冠。”

礼部尚书李周望写道：“邀恩开法网，负罪立人寰”。兵部尚书法海写的是四言诗，其中两句是“虽荷宽典，难逃清议”。

这部诗集有哪些弦外之音？

吟诗唱和，一直是文人们所喜欢的风雅之事，可在这个要命的主题下，在雍正鹰隼一般严厉目光的审视下，谁也不会再有闲适的诗情，他们都知道，这个作业不好完成。

群臣们写完诗后，都呈给雍正审阅。大部分人幸运过关，却也有一些人遭遇麻烦。

其中，余甸、徐学炳、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这六个人的作品初审不合格，被发回重写，后过关。

时有父子三人，他们是礼部尚书陈元龙及其两子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陈元龙顺利过关，陈邦彦和陈邦直的诗却被雍正斥责“谬误舛错”，直接革职，发回原籍。真的是陈氏兄弟的诗不合格么？也许是雍正不满意爷仨同朝为官所形成的裙带关系而故意找碴儿开掉这哥俩。

另一位翰林项维聪也因“文理不通”被革职。最惨的是侍读吴孝登，雍正斥其“作诗谬妄”，竟将其革职后，发配到宁古塔为奴。

至此，以钱名世投诗谄谀年羹尧为由头，雍正借力打力，将之演变成一场以核心官员为主要对象的官场整肃运动。

参考资料：

1、《“名教罪人”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2、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王昊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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