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怎么落寞的「俄罗斯现在有多惨」

一席讲坛上一篇东北作家贾行家的演讲稿《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是想向或许已经阅读了太多对东北或抒情或吐槽的文章的各位读者再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并对那些文章里传播的关于那个工业化的“东北”或新或旧的成见做一些补充与修正。

俯瞰哈尔滨南郊的田野。

从空中俯瞰北方平坦的大地，你会看到一格格由各色条垄随机排列而成的农田。一格格农田拼缀起来，再加上纹饰般的村落和流苏般的江河，便织成了松嫩平原这块平整而广阔的布料。在清王朝迫于人口压力最终选择开放关禁之后，如果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这可能会是这片土地唯一的地貌景观——即便这里最富庶繁荣的县城，比如阿城、双城堡，当然还有萧红笔下的呼兰，都不过是布料上微不足道的点缀。

有一点不可否认：平原的农业（以及山地的林业）天生就应该是东北经济的主体。从“闯关东”到“开发北大荒”，一百多年来，这片土地的绝大部分，其主旋律都是“垦殖”。那么，那个存于东北人及其他中国人集体想象中的那个工业化的，曾盛极一时的“东北”，还有那群创造了这一切的“东北工人”，又在哪里呢？

一

先从贾行家的一段话开始：

这些平白无故出现的东西改变了东北的一种景观。那个时候一大批工厂在辽阔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些工厂是城市的主干。

事实上，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所谓“东北工业”这一“神话”的象征：东北的“工业”和“工人”，从无到有、无中生有地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还成为了建设东北城市的主干、支柱和灵魂，而隐含在神话背后的真正创世神祇则是革命或革命的共和国。如果这段话的作者是来自长春或鞍山，考虑到那些大家心知肚明的历史，具备一定历史洞察力的受众对此肯定会表示理解；如果他来自大庆，或四大煤城，那更是无可厚非。不过，贾行家是哈尔滨人；而哈尔滨人从未也绝不该讳言，哈尔滨这座城市是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铁路带来的物流与人流的基础之上。

贾行家在演讲中所完全忽视的那个“商业的哈尔滨”，与他所着重强调的那个“工业的哈尔滨”，在很多方面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业的哈尔滨”兴盛于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作为国际列车的始发站、远东金融中心和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而国际知名；与之相对的，“工业的哈尔滨”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达到鼎盛，它是中国机电与装备制造的重镇和东北农产品进入关内的第一道关口。两个哈尔滨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极度开放的，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而后者则以一座偏居东陲的特大城市在中国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无论开放还是封闭，两个哈尔滨的发展都极度依赖于当时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前者而言，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将其拉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处于中东铁路节点上的哈尔滨，是这条国际化的、极度开放的铁路沿线最大的受益者；对后者而言，远离冷战前线朝鲜半岛而又靠近苏联，哈尔滨在接受苏联工业援建和随之而来的全套计划经济体制上得天独厚。虽说是同样受益，但两个时期的哈尔滨，都是历史进程的被动的参与者。

二

不过，两个哈尔滨的简单对比，既未回答“前者何以转化为后者”的问题，也未回答“前者的居民如何变化为后者的居民”的问题。因此需要分开简要说明一下。

中东铁路的修建，固然创造了哈尔滨城市，也为其带来了铁路工业（车辆厂）与卷烟（烟厂）、啤酒（哈啤）、食品等消费类轻工业，但它们仍然是为“商业的哈尔滨”服务的，远非人们集体想象中“工业的哈尔滨”的直接基础。两者之间的那一段历史，是哈尔滨转向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有“满铁”“满业”沿南满路自南向北的经济扩张，与“统制经济”政策一道，将哈尔滨民族资本限制、摧残、消化，将国际资本排挤出境；也有作为“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党政军部门的全面进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哈尔滨城市所有企事业单位近十年的全面彻底的国有化集体化改造。总之，哈尔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开放转向封闭，而它的封闭本身又为承接计划经济的“东北工业”做好了准备。如果推而广之，放大到整个东北来看，情况也十分类似：真正的“东北工业”，其发展进程恰恰与东北的开放程度背道而驰，“东北工业”正是在东北由开放转向封闭时起步，在其最为封闭的时刻走向荣耀的顶点，——只不过，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它会在东北重新转向开放时陡然下坠。

20世纪40年代的哈尔滨。

哈尔滨的居民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商业的哈尔滨”，拥有全中国除上海外最多元化的族群：除了原“俄租界哈尔滨”（道里、南岗、香坊）外的傅家甸（道外，准确说是景阳街北段-承德街这一界限以东、大方里以北的道外），其堪比九龙深水埗的高密度的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哈尔滨全城均呈现中外各族群混居的局面。而从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远东国际局势的恶化，各国侨民纷纷离开哈尔滨，其留下的空当逐渐为东北本地居民填补；到了五十年代，最后一批乌克兰裔/白俄侨民移居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与此同时大量政工干部、军人和技术人员自关内和辽宁北上，哈尔滨彻底终结了作为国际化商业都市的历史，重新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城市”，与长、沈、大等城市一道，开启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先荣耀而后落寞的历程。

三

而某种意义上，贾行家的话也有他的道理：哈尔滨的工业化确实永久改变了它的城市景观；哈尔滨从原有城市中心（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向外扩展的部分，也逐渐变成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哈尔滨的城市扩张限于已有的居民区，如道里居民区从偏脸子（今日安字片，紧邻车辆厂）向西南正阳河和顾乡的扩张，以及南岗居民区向马家沟以东（宣字片、文字片）的扩张。而“工业的哈尔滨”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三座“平白无故出现”的工业区：动力区、平房区和太平区。

动力区

动力区，这个与沈阳铁西区齐名的工业区，因中国机电工业制造的三大企业——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坐落于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动力区还沿铁路线分布着东光厂、星光厂、松江厂等军工厂，林业机械厂、工程机械厂、重型机器厂等重工业制造厂以及亚麻厂、量具厂、热电厂等重要企业。远离市中心的平房区则是一座卫星城，东轻厂、伟建厂和东安厂被铁路串联成飞机制造的一条龙。相对不那么受重视的太平区，在哈东站外的东郊建有一机厂、龙江厂等军工厂和一系列石油化工厂。此外，在香坊区东郊和道里、南岗区南郊，沿铁路也存在着木材厂、建成厂、轴承厂、电碳厂、电表厂等一系列重要工厂。

哈尔滨车辆厂。左：哈尔滨公路大桥；右：道里安字片（偏脸子）居民区

在上面一大段报菜名里，铁路系统一再被提及。它在承担不断加重的客运货运任务时，所需的繁杂管理与庞大的人员规模，证实它是哈尔滨又一座无形的工业区。与穿城而过将市中心分隔的铁路客运干线不同的是，货运线路在郊区环绕着城市，沿线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工厂与家属区聚拢在市中心周围，完成了“工业的哈尔滨”的基本城市格局。

四

那么，这座城市里的工人阶层，是这座城市的“精英”吗？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与生活在逼仄的市中心老住宅（包括而不限于南岗道里香坊的棚户区、筒子楼乃至道外外表光鲜的“中华巴洛克”式住宅）中的城市平民相比，享受一家一户、封闭社区，企业福利与配套生活设施全面完善的国企工人，确实是同时期全国生活条件最为优越的社会群体之一；而与市中心小集体经济下从事各类服务业的市民相比，拥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社会风评来看都更受尊重。这还仅仅是从哈尔滨这座大城市来看；在省内的二线城市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以及沼泽中的油城大庆和林海中的四大煤城，地位还要更高。

说“不是”，是因为：虽说是“工业的哈尔滨”的体制中坚，但与住在各类省市机关单位家属大院里的人们相比，当然还不一样。此外，不仅“东北工人”，单就哈尔滨的工人来讲，我们也无法将其视作一个同质化或匀质化的群体；不谈内部级别，即便是各个工厂，其享有的资源依照其行政级别也迥然有异。“三大动力”和平房的三大工厂，作为“一五计划”的排头兵和中央直属企业，始终有“大而不倒”的底气和靠中央“接盘”的地位；而其他大厂乃至军工厂，就往往没这么幸运了。

五

然而，无论曾经的“东北工人”“精英”与否，难道新时代的城市白领职员们就都有资格去展示自己的后见之明，对工人们在新时代下的保守、落伍加以嘲弄指责，或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姿态来么？

无论何种反对与辩解，也不能驳倒下列事实：从双方在各自历史时期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来看，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工人确实是最为接近市场经济下白领职员的社会群体。刻薄一点地说，与国企工人在那时的位置相比，无论是绝对意义上的“智力水平”，还是各自时期相对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在不同经济制度下没有任何可比性的“财务知识”，白领职员在今日都不见得有任何优势。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除却昔日的从军和今日考公务员这两项体制内出路，成为昔日的国企工人和今日白领职员是不同时期普通城市居民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最宽阔通道。两者为缓解焦虑而做出的努力也颇具玩味：国企工人愿意为封闭工业体系下的子承父业而走后门、托关系；白领职员则为了子女不输在市场经济竞争的起跑线上而在课外班和学区房上不吝投资。当然，今天经历过市场竞争的人们，出于对自己实力的信任，理应比过去的国企工人拥有更加良好与稳固的自我感觉，在指责他人对工人的“俯视”时，或哀叹一句不思进取走老路的同辈，或用“张牙舞爪肆意生活”来赞誉一下新一代的网络主播；但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与社会力量和民间话语权的双重羸弱，似乎也逐渐戳破了中产的神话。

而最为重要的是，职业发展路径被计划经济体制固定住的国企工人，很少有人能拥有刘欢歌曲中“心若在……从头再来”的心态。大多数工人首先发现的是被背叛；其次是扭曲的商业浪潮的挤压——权力肆意寻租的地区从来不是可以随便“从头再来”的创业孵化器；最后则是个人的茫然无措——因为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早已失去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本可以用来锻炼能力的却早已失去的时间。或者说（以哈尔滨为例），随着城市中心商业经济的解绑与房地产经济的扩张，这座城市“商业”的部分重新回暖，“工业”的部分因不断失血和停止造血被远远抛在后面，而掌控了最多资源的体制则作为寻租者赢家通吃。当一切尘埃落定，人们可以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看到一等东北人散步的身影，在澳洲和新加坡看到二等东北人散步的身影，在黑龙江省三亚市或北上广看到三等东北人散步的身影，在大连和山东的海滨看到四等东北人散步的身影，也可以在车辆厂改建的爱建新城、亚麻厂改建的四季上东、沿江修建的多座江景高层楼下看到五等东北人散步的身影。而国企工人的身影早就变成了一个传说，或者随着“动力区”和“太平区”的名字随风消散，或者和那些同样一无所得的城市平民一道，融化在那些七八层的九十年代修建的灰突突的安置房的楼道中。

同样是哈尔滨人，头几等人里倒的确有不少真正放下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国企工人的命运本来就不值得提起，正如很多白领对开放网络的需求根本不值得关注。

六

最后回到题目，这是什么样的“失落”。

事实上，我从不否认，这群工人是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承认绝大多数人的“失落”本质上就是保不住既得利益时感受到的“失落”。真正令人感慨或忧虑的是，当体制率先变动之时，“东北工人”在以往的“主体地位”有多么伟大，他们在现实中为维护个人权益时展现的力量就有多么微弱——不错，失去体制庇护的工人已蜕化为原子般的个人。

而贾行家的类比，其警示性在于，历史固然不会简单重复，但常会出现惊人相似的局面。当今日城市的白领、中产乃至精英为自身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而志得意满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或仅仅是一条政策，能令他们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失落”。也许他们之中总有人会相信自己足够聪明、了然，能凭借自己强大的行动力，避开各种力量的罗网，找到各种政策间的空当，还不触动任何逆鳞，在无任何稳定承诺的地区“荒蛮求生”。但这往往是传播得更广的幸存者的神话。而随着“常态”的“回归”和不断泛滥的各类名义话语的捆绑，他们迟早或多或少地会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大环境里随时会面对某种无可回避却又无法挽回的“失落”的命运。

结尾，再说一点哈尔滨和东北。

“工业的哈尔滨”的确已经失落了。而往昔那个“商业的哈尔滨”，其地位也是现在远远不及的。近年来这里出了不少文体明星或名人，不论出身的阶层和地点，他们确实多多少少受益于那个从“商业的哈尔滨”传承下来，又被“工业的哈尔滨”的体制吸纳的城市文化。不过，就像在其它东北城市那样，他们，以及其他有创造力的人才，注定无法为格局狭窄的家乡所容纳。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作为独大的吸血省会之外，哈尔滨除成为昆明、乌鲁木齐那样的边疆交通枢纽，不会有更为乐观的结局。而这座城市是否能再次成功转型，除了数十年如一日根深蒂固的问题外，也和其他东北城市一样，面临着东北亚的地缘死局。毕竟，冷战在此以热战开启，而这片热战危机尚存的地域，依旧在提醒我们冷战还未完结。

而这，才是百年来决定整个东北兴盛与荣耀、失落与绝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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