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生肖(风驰电掣打一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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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宫剧》中，经常会出现“奴才”这个词。清朝之所以会频繁使用这个词还要从八旗制度说起。八旗下的旗人与包衣对本旗的旗主有着很强的私人依附关系。在雍正之前，各旗下的旗人与包衣只对本旗的旗主效忠，而旗主也要对本旗下的旗人与包衣负责。这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旗人与包衣经常在旗主面前以奴才相称。他们认为这种称呼可以证明自己与旗主的关系很亲近。当然，旗主们也是这样认为。

旗人称奴才，包衣称奴才

顺治七年（1650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突然去世。顺治帝把这位叔叔手里三旗中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所有，而把多铎的后代从正蓝旗拨到了镶白旗，把哥哥豪格的后代拨到正蓝旗。先前，顺治帝已掌握了两黄旗（正黄旗与镶黄旗）。此时，又把叔叔多尔衮的正白旗据为己有，此时，顺治帝一人执掌三旗。由此，顺治帝也就成了此三旗的旗主。因为这三旗由皇上掌握，所以又被称为上三旗，而剩下的五旗则被称为下五旗。可以说，上三旗就是皇帝的嫡系，自然与皇帝关系最为亲密。

作为上三旗的旗人与包衣自然对他们的旗主皇帝忠心耿耿。为了体现与旗主皇帝的亲密关系，作为皇帝的直属旗人，这些属人在给自己的旗主皇帝奏事时，最有资格称“奴才”。皇帝对上三旗的旗人与包衣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在挑选大内侍卫时，首先优先录用上三旗的旗人充当，在一二三等侍卫中，自然上三旗旗人的等级要比下五旗的普遍要高，同时越靠近皇帝寝宫的侍卫，越要选用上三旗的旗人。这自然是皇帝对自己旗人的信任。

对于上三旗包衣，皇帝对这些直属的包衣也是特殊照顾。清朝设立专管皇帝家事的内务府机构。内务府中的人员就从这些上三旗的包衣中挑选，所以又被称为内务府旗人（内三旗与外八旗相对）。他们虽是包衣，被正身旗人看不起，但因为负责皇帝家庭的一切经济开支，所以他们腰包自然要比那些正身旗人鼓。外人也把这些内务府旗人称为皇帝的“家人”，因为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比那些外廷的朝臣更加亲密，更加特殊。其中，在皇宫中充当服务工作的宫女必须从内务府包衣中挑选。因为皇帝对包衣家的女子信得过。

更让人羡慕的是，当时全国的肥缺，最有油水的差事首先选用的是内务府旗人。比如，盐政、江南三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肥缺。尤其到了清朝中叶以后，这些肥缺一般都由内务府旗人担任。这些内务府旗人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有些家族还世代担任这些重要的肥差。大家最为熟知的曹雪芹家族中的多人轮番担任江南三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江宁织造）。因为，他们既是内务府包衣，老辈们又与康熙皇帝的关系不一般，极得康熙的信任，才让他们家族担任这一肥差。所以，皇帝与自己直属旗下的包衣关系非同一般，才用得放心，使得安心。这些内务府旗人与上三旗的正身旗人一样为了表示与皇帝的关系亲密，自然在奏事时，也理所当然的使用奴才。当然，对于皇帝本人来说，这些内务府旗人甚至比直属旗人更有资格称奴才。

相对于皇帝的上三旗旗人与包衣，下五旗的旗人与包衣，自然也在自己本旗的旗主面前称奴才。不论本旗的人官职再高，在他们的旗主面前也应该称奴才。当然，如果旗主看在旗下属人的官职高，有意不让在自己面前称奴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清朝初期，旗人对旗主的依附关系依然要强于旗人做官后与朝廷的关系。一位下五旗的旗人做官后，对自己的旗主甚至要比对皇帝本人的关系更亲密，更效忠。

八旗有威胁，雍正大整顿

八旗旗人包衣对旗主王公的这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影响了皇权的巩固。雍正时期，雍正帝开始大力整顿。改八旗领主为八旗总管（汉称总管），从此八旗没有旗主之称。八旗无主，实际雍正皇帝一人成了八旗的共主。八旗总管，顾名思义，是帮助皇帝管理八旗事务。为了进一步打破旗人与旗主的依附关系。雍正规定：禁止王公在所属的旗内向佐领（八旗基层主官）滥派差役，只许他们在所属旗内挑选人员充当护卫、散骑郎、亲军等。这些被选中的人，也不许再兼管王公的家务。这就在王公和旗务之间做一个分割，有意削弱王公对旗务的管理。即使，王公想从佐领内挑选个家奴，或跟随的奴仆，也必须专门向皇上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的都统，由都统向皇帝复奏。雍正还强调说“遇到这种情况，不请旨，是绝对行不通的。”同时，雍正为了削弱王公对旗下属人的控制，还规定“五旗诸王公如果不体恤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门下人，并向他们索取，或者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污，那么这些官员可向皇帝密奏揭发，并给予密奏权力。”雍正的这一措施，让原本王公的旗下门人感觉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拉近了，并感觉皇帝成了自己的靠山。

因为，在清朝有些王公就因为勒索、残害或包庇旗下门人，而被降爵，革爵，甚至囚禁。有的王公甚至因为侮辱自己的旗人高官而被皇帝降爵。有了皇帝撑腰，很多出身下五旗的高官慢慢远离本旗王公而向皇帝靠拢。虽然，他们仍属本旗王公族长管理，但他们实际对皇帝效忠，对朝廷负责。尤其，雍正通过大力整顿八旗，使自己成了八旗的共主。八旗的旗人都成了他的旗下属人，只不过上三旗是他的嫡系旗人。这些旗人自然在八旗共主皇帝面前都要称奴才。而对于奴才与臣的称谓，雍正以前相当混乱。

雍正元年，雍正帝特别上谕：“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一概书‘臣’字。”可见，雍正不太同意旗人上奏折时自称“奴才”，并要求旗人和汉大臣一样称臣。但雍正时期，还是有很多大臣上奏折时自称奴才。雍正帝就曾对镶黄旗汉军高其位的奏折进行批改，并将其自称的奴才改为臣。

其实，雍正时期及以前，对于旗人称奴才还是相当混乱。有时完全是凭着皇帝的个人喜好。很多汉臣为了拉近与皇帝的关系，也会在奏折上自称为奴才。皇帝也是凭借自己的喜好，或者改成臣，或者干脆不改。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到了乾隆时，乾隆对奴才与臣的称谓有了几次规定。乾隆六年，镶红旗汉军旗人张广泗上奏折时自称“臣”。乾隆看后，很不满意。就在同年十二月，谕军机大臣：“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通过此上谕可知，乾隆皇帝强调旗人上折，谈及私事时须称“奴才”。为了进一步明确旗人与汉臣在奏折自称上的区别。乾隆二十三年二月：“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通过此上谕，乾隆再次明确强调旗人大臣在公事折子里称臣，而在私事折子里称奴才。

其实，乾隆规定旗人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言外之意，就是皇帝与旗人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才让他们称奴才。汉臣们自然心里清楚这一点。然而，乾隆为了安抚汉臣，强调在自己心中臣和奴才只是称谓上的不同，没有尊卑、疏远之分。在乾隆三十五年，乾隆说道：“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其实，乾隆却越强调奴才与臣称谓并无尊卑、疏远之分，而在他心中满汉差别的意识越强烈。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再次强调两种称谓与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无关。

就在同一年，满大臣天保和汉大臣马人龙曾联名上了一道关于科举舞弊案的奏折。在奏折中由于满大臣天保的名字在前面，所以就直接写了奴才天保、马人龙。然而，乾隆看到这道奏折后，相当震怒，不是因科举舞弊案大怒，而是因为马人龙作为汉臣居然和天保一起称“奴才”。那么，马人龙与天保一起上奏折，为何奴才与臣不分写呢。天保前面写奴才，马人龙可写臣啊。然而，在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五年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了一道关于“捕捉蝗灾”的奏折。乾隆曾多次强调满洲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而满臣西宁、达翎阿为了表示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在这道关于“捕捉蝗灾”的公事奏折上，自称奴才。这就让汉臣周元理难办了。他到底是与满臣西宁、达翎阿一起称奴才还是自己单独称臣。

为了保险起见，周元理在三人联奏的奏折上自称臣。因为，他知道乾隆曾明确强调过，满汉臣上公事奏折都要称臣。所以，周元理认为自己在公事奏折上称臣，乾隆绝对找不出自己的毛病。然而，乾隆看到奏折之后，大怒不已。乾隆说道“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

没想到，周元理自认为自己称臣，万无一失，没想到乾隆却偏偏批评了自己。乾隆认为周元理自称臣，是不屑与满臣西宁同称奴才，存心标新立异，难道是自己觉得身份高于满臣。周元理被批后，一定是满肚子委屈，明明自己称臣是按照乾隆的规定，没想到自己却被批了，而满臣在公事中称奴才反而没事。可见，乾隆在大臣奏折上的奴才与汉臣称谓，也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可能因为周元理因为在与满臣联奏的时候，称谓臣被批的缘故。所以，三年后，汉臣马人龙在与满臣天保联奏科举舞弊案时，直接和满臣天保一起称奴才。没想到他却因与天保一起称奴才又被乾隆批了。可见，乾隆虽一直强调奴才与臣的称谓，没有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之别，但在他的心中对满臣与汉臣还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乾隆虽然一直强调满汉一体对待，但在朝廷为官的大臣甚至是黎民百姓，心里清楚这位皇帝的满汉之间的尊卑意识，要比清朝任何一位帝王更浓重。他曾因父皇雍正许诺过汉臣张廷玉在百年之后可配享太庙，而心生不满。因此，乾隆在张廷玉晚年，处处刁难他，并几次废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因为，在乾隆的意识里，汉臣张廷玉根本没资格配享太庙。最后，乾隆还是顾虑当年父皇的遗言，不得不在张廷玉死后让其配享太庙。同时，还有两件事让乾隆非常气愤。一件是，当时的很多旗人居然说汉语强过自己的清语（满语）。这让乾隆很是恼怒。于是在旗兵的考核中，着重强调一定的严格把关旗兵的满语水平。另一件是，很多旗人学习汉人，起汉名，久而久之居然忘了自己的老姓。这让乾隆相当生气。当朝大臣阿桂，本章佳氏。由于他的父亲叫阿克顿，他的名字干脆就叫了阿桂，而他的两个儿子也就干脆称呼阿迪斯、阿迪斯。祖孙三代的名字的首字都沿用了阿字。这就让乾隆皇帝看不下去了。

乾隆认为在《百家姓》中虽没有阿姓，但使用的时间一长，也可能会成为一户新姓。如果那样，满族的老姓章佳氏就会被渐渐淡忘，至少阿桂的后代可能就会忘记。于是，乾隆强制命令阿桂的子孙首字不能再用阿字。皇帝既然这样规定，阿桂自然要改，于是他的孙子阿必达之子只好取名那彦成。当年的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乾隆时，当乾隆皇帝一看到这个名字，顿时大怒不已，一边斥责喜崇福是汉人名，一边让其立即改。最后，喜崇福改成满文名字尼堪富什浑。其实，乾隆加强旗人清语的学习，不让满人称汉名汉姓，就是怕这些人被汉人同化，而动摇基业。因为，乾隆认为旗人是让大清延续千秋万代的基石，在北京内城中八旗兵保护着皇城，保护着皇城中的大内，和大内中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