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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过,郭嘉此人,有两个过绝于人的天赋:能识人,善机变。
所谓能识人,是指他对人性的洞察极其完整和精确。郭嘉被荀彧举荐给曹操前,其实并不想辅佐曹操,他当时的意中人,是袁绍。但他如诸葛亮一样,选择主公前,必先详细考察,充分分析,以确定是否与自己的理想契合。
袁绍自然是让郭嘉失望了。郭嘉面见袁绍后,这样评价袁绍: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用了几十个字,就把袁绍全方位优缺点概括殆尽。他从袁绍的“用人之术”和“权谋之术”两方面定板了袁绍:袁绍折节下士,广收人心,这点原本没问题,但一个“徒欲”二字,说明郭嘉看出了袁绍只学得周公收人心之表,未学到其精髓;“未知用人之机”是指袁绍麾下虽文臣武将,智虑之士极多,但他不善用之;“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则是说袁绍没有主见,对一时一事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没有勇气拿定主意——这一点与曹操非常不同。
这就是郭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将自己的理想,与其辅佐之人的能力,结合看待,若可辅之则辅,不可辅则走。袁绍不会用人,没有决断,如果郭嘉选择了袁绍,不但无法施展拳脚,甚至会卷入派系斗争,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除了能识人,郭嘉还善机变。所谓善机变,是指他天性不拘一格,能根据具体问题,灵活应变,迅速捕捉最优解决方案。郭嘉善机变之代表作,是他随曹操东征徐州吕布之时的表现。
征吕布,三战破之,吕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郭嘉说太祖急攻之,遂擒吕布。
注意,曹操是汉末时期公认的最善于临阵机变的人了,结果围攻吕布这一战,郭嘉比曹操还要高出一筹。曹操因“士卒疲倦”想要退军,说明在他看来,退军是最优的选择了,郭嘉却能参破曹操无法参破的战机,反其道而行之,让曹操携疲惫之军,急攻吕布。郭嘉的敏锐,就在这里。他深知,虽然我军疲倦,彼军亦不可无劳矣,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吕布却如困兽之斗。此情此境,即便士卒疲惫,胜利的天平早已倾斜曹军,攻取下邳只是时间问题。
曹操之所以最欣赏郭嘉,恐怕正是因为郭嘉这两点天赋。曹操曾说“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说明曹操视郭嘉如知己。知己者,谓心有灵犀,所思所想,容易合拍。实际上,郭嘉擅长的这两方面,也正是曹操最擅长者。郭嘉能识人,曹操也能识人,曹操用人的本事,即便在敌国也是公认的;郭嘉善机变,曹操也善机变,当年在邺城与袁绍交谈的那句“吾任天下智虑之士,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是最好的诠释。私以为,郭嘉恐怕是曹操一生最能相知之人了,故而曹操到死都非常还念郭嘉。
然而郭嘉,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早。正史对郭嘉之死,记载非常简练。
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
三十八岁,在曹操即将平定北方的前夕,死了。如陈寿一贯对当时人之死的描述一样,除了病笃,就是病笃,以至于病死俨然已成为当时人之死的唯一原因。甚至有人认为,“病笃”一词,只是陈寿叙述时人之死的一种惯常方法。就如陈寿记载某人之勇,常常会用“勇冠三军”,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每个人就实打实的在三军之中最勇敢。
然而,三国之后几百年,裴松之的著作,却足以重塑世人对郭嘉之死的认知。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晋有关汉末三国时期文献数百,对当年陈寿记载简练之文字,进行补充,达到补缺、备异、纠缪之目的。裴松之所引古籍中,有一本唤作《傅子》,《傅子》中关于郭嘉之死,有这样一则记载。
曹操曰:“追惜郭嘉,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
郭嘉曾说,自己如果去了南方,就不能活。曹操后来补充说,郭嘉这是“弃命定”。两个意思一样:郭嘉如果去了南方,必死无疑。
我认为,郭嘉很可能有某种先天疾病,或类似遗传性质的疾病。郭嘉死时,只有三十八岁,即便汉末三国时期,对于郭嘉这样级别的人物,这个年龄去世,也是不多见的。郭嘉说他不能去南方,去了就必死无疑,唯一的解释,就是南方易染瘟疫。然而这个原因,也十分牵强,刘表、刘备和之后的关羽、江东诸将,都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即便南方瘟疫多发,也没见这些人中有死于瘟疫的。赤壁之战时,曹军有许多士兵死于瘟疫,但那是士卒级别,郭嘉这种士大夫级别的人,绝无可能。
因此,只能认为,郭嘉显然是有某种先天性疾病,这种疾病,又极其怕感染瘟疫。因此,瘟疫对郭嘉来说,实际是一种催化剂,可以加速他遗传病的爆发,夺其性命。有一种说法认为,郭嘉有先天的肺部疾病,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暂时还未找到。但可以肯定的是,郭嘉的疾病并不如陈寿所言那样,是在死前得的,而是早已有之的。如果此说属实,则可以想见,郭嘉常年饱受肺部疾病之苦,死时很可能是活活咳嗽咳死的,非常凄惨。然而,这样隐晦的事实,作为晋朝官修史书的主笔陈寿,他要维护魏国正统,怎么可能在正史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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