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州桥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坐落于河北赵县，又名安济桥，初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300百多年的历史，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石拱桥。

在千年之中，赵州桥命运多舛，经历多次天灾人祸，也被无数人重新规划修整。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经说过：“先不管赵州桥内部结构怎样，仅就能够存在1300多年就说明了一切。”

而就是这样一座凝聚了古代人智慧、带有古典美学意味的石拱桥，却被蒙上一层“悲剧”滤色。

63年前赵州桥曾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修缮，虽然结构更为牢固，但赵州桥的“焕然一新”也引起多位学者不满，人们怀疑，翻新后的赵州桥，还能是赵州桥吗？

古人智慧结晶

赵州桥之所以能成为千年古桥，其坐落选址颇有一番智慧所在，大多数桥梁设计师在挑选建设置地时，都会从施工角度出发，为施工团队减轻难度。

而在赵州桥建立过程之中，设计师李春却在精密计算后，以桥梁坚固为出发点，选择了建设难度颇高的粗砂之地。

洨河的粗砂之地难开工，但却可以大大提高桥梁的承重力度，以确保桥梁的稳定性。

这也是为何在之后千年中不管风浪如何飘摇，赵州桥都能静立一方的原因。

在当年的施工环境之下，李春的这个构想可谓是别具一格。

当然，他的创新之处不止选址这么简单。

在设计赵州桥时，他采用圆弧拱，从而大大降低了桥拱的高度。

圆弧拱和直梁型桥相比，拱形桥最大弯距值只有直梁型的一半，而防洪泄洪能力都较强，施工难度比直梁桥低。

赵州桥的圆拱也有匠心独运，设计师在主拱两间各建造了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不仅可以形成对称美，还可以分担洪流。既增加了过水面积，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更能节省石料，减轻桥身重量。

传统石桥往往会设立多个桥洞，此类传统设计很容易造成桥墩被河水侵蚀，不利于小船从此行驶，也不利于暴雨天气的排洪。

而单拱桥则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也成为了我国桥梁建筑的创新之举。

除了它的建筑设计有创新外，赵州桥本身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赵州桥寄托着人们对古代建筑师鲁班的遐想，也寄托着无数神仙传说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赵县人人都会哼唱的《小放牛》，也和赵州桥的神话故事有关。

桥栏杆上雕刻的龙兽花草，以及蛟龙盘龙等神兽意象，无一不表明着赵州桥精神文化底蕴之浓厚。

“翻新”修复

赵州桥自建成后经历多次修缮，到近代民国时期，桥面已然坑坑洼洼。

1933年，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与同事来到赵县考察当地建筑，一眼便被赵州桥所吸引。

梁思成在文章《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写道：

“这一次考察赵州，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

寥寥几行便表达了对赵州桥的赞叹，以及发掘古代奇妙建筑的欣喜之情。

在对赵州桥进行测量过程之中，梁思成却发觉赵州桥身上“毛病”不少。

桥西面五道券于明末毁坏，桥东面三道券，则在乾隆年间崩落，却一直没有修葺。

赵州桥的东面已经有十分明显的动态趋势，如果不及时修复，那么损坏必然会越来越严重，这存在千年的历史瑰宝，也会离我们而去。

梁思成爱建筑如命，他满怀忧虑，连忙对村民道：“这是国宝啊，要修，一定要修！”

梁思成连忙向国民政府提交报告，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正陷于战乱之中，只能暂时限制车辆通行，只让行人通过，保证桥面不受太大损坏。

而就在筹集资金修复桥面的过程之中，抗日战争爆发，修桥工作又被搁置。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当地政府又将修复赵州桥一事递请中央。

此时的赵州桥多年没有得到保养，情况比1933年还要糟糕，面临着坍塌局面。

1952年，河北省公安局提出建议，对赵州桥进行勘探大修，11月份，中央文化部组织专业考察部前往赵县勘察赵州桥现状。

勘察结果显示，此时的赵州桥多处残破，如果不加急修整，一旦桥面全部崩塌，损失必然更大，无力回天。

中华民族浩瀚文化不止寄托于书本，也寄托在这些物质瑰宝之中。

听完汇报，中央立刻拍板，拨款30多万，由中央文化部，中央交通部，河北省文化部等单位共同协作，对赵州桥进行修复工作。

在修桥工作开展之前，工作组首先对桥身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在桥身及桥下河床里挖出了大小桥石1500多块。

这些桥石经过清洗组装，依稀能看出多年前上面雕刻的游龙花草，辉煌气象。

这些石头可是极其珍贵的文物遗产，工作组立刻将其封存，放入文化保管所。

打捞工作完毕后，残破桥身的修复工作却成了一个难题，文化部考察组提出自己的修葺方案：希望能够保存赵州桥的旧观，在风化残破极其严重的地方更换新石料，其他地方则能修则修。

这个方案的要点在于保留赵州桥的古桥外观，尽可能地从保护入手，少拆少建，同时他们主张利用原桥的旧技术，不要做过多干预。

这一想法虽然完美，可实施起来却有难度，且不说现如今拨款资金不够，光是在原有基础上修复巩固，当年的技术水平也不过关。

再加上如今修桥，任务紧迫，如若一拖再拖，等到桥全部崩塌，后果会更为严重。

因此修复部门决定先以现状加固为主，予以适当整理。

在打捞过程之中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旧石料，全部被送入了博物馆，能够使用的旧材料也不多，再加上古代工艺的失传，加固也只能使用现代工艺，约百分之八十七的材料是采购的新石料，这几乎已经算是对赵州桥的重建。

赵州桥的桥面侧墙、四个小拱、护拱石、两圈主拱和部分桥台石，悉数被拆除重修。

而桥体的栏杆栏板部分也被拆除重置，全面修复了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坍塌的东侧三道桥拱圈，和其他拱圈的松动问题。

对原本腰间铁链接拱石也进行改造，除了外表，其里全部用钢筋混凝土加固。

在混凝土连接下，赵州桥整个成为一整体，增加了桥面与桥墩的承重力。

根据统计，在参与修缮的460多方修缮石料中，新石料就有约400方，旧料只有约60方。

历经千年磨损的桥面石板，在这次修葺之中也被全数更换，为了营造古典氛围，施工人员还专门用车轮压出斑驳痕迹。

最终，赵州桥于1958年修缮完成。

对此，梁思成很是不解，在他看来，桥体表面完全可以用原来的旧石贴面。

就算是有些地方需要更换，那也可以用其他拆下来的旧石料代替，“使整座桥恢复‘健康’、坚固，但不在面貌上‘还童’、‘年轻’。”

其桥面的整体翻新、建筑材料的大范围更换，让人痛心疾首。

现代工艺确实重现了赵州桥的原貌，但却没有承载它原有的历史。

1963年，梁思成故地重游再次考察赵州桥，对修缮结果表示极大不满。

他直言道：“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规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捐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在赵州桥的重修中，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赵州桥的此类情况，倒让我想起在哲学里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如若将一艘船的零件一个接一个更换掉，等到旧零件全部更换为新零件，这艘船还是之前的那艘船吗？

此问题名为“忒修斯之船”，直至现在，对于此问题的答案，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

“修旧如旧”还是以实际为先？

“忒修斯之船”没有答案，但文物修复却有着一个明确答案，毕竟船没有意义，而古代文物却寄托着涓涓历史，蕴藏着千年烟火。

梁思成曾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我们须对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有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在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

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地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

梁思成的思想代表着绝大多数建筑学家的意见，建筑是人与自然斗争历史的记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录，更是地方社会发展的最好见证。

在1954年梁思成谈到继承祖国建筑遗产曾道：

“通过它们（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看见当时劳动人民怎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创造为当时社会所要求的建筑和表现那时代的思想，以及当时的各种艺术和技术的成就。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观点珍惜和爱护它们原来的整体。”

建筑是在各种社会文化与社会意识的要求下产生的，因此，文物建筑会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反映出来，赵州桥看上去虽然渺小，但其却是历史文化内涵的凝聚。

“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故因此。”

赵州桥在经历一番“加固”后，少了几分浪漫风气，多了几分使用意义，对于一座在历史长河中伫立千年而不倒的石桥来说，使用当真是它所追求的第一要义吗？

社会正在腾飞，而我们的灵魂却总要有一处栖息之地，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快餐文化，都不能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喘息，只有那厚重的历史底蕴，方能滋养我们生于中华土地上的灵魂。

而如今，仍有许多承载着历史精神价值的物质瑰宝未能得到妥善保护。

如今我们已然不能穿越时空重现赵州桥的古朴，但我们仍可以创新保护思想，利用新兴手段将赵州桥所蕴含的历史故事传承下去，同样我也要将目光放在那些仍未得到妥善保护的物质文物上，只有护住历史，我们才有底气迎接未来。